中国古代的边疆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不但有着较明显的自然特征,而且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特点。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服务于历代王朝的大一统政治思想,至清代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其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边疆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中外文献中,一般把边疆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
边疆是一个地理概念,包括陆疆和海疆。边疆又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随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的。因此,在讨论中国历史上的边疆问题时,应考虑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是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相连接的省区;二是历代封建王朝边疆的实际情况。
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是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的,这一过程虽然十分漫长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这个核心区域并不固定于一地,在这个核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汉族也有其他少数民族,也经常发生王朝兴衰交替现象。当然,单一的中心分成两个或更多的中心在历史上也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这就是所谓割据时期。但是,即使是在多政权分立时期,每个有作为的统治者也都努力实现更大范围的统一,由此最终导致一个疆域更大的、统一程度更高的国家诞生。也就是说,每次战乱和分裂都为下一时期进一步的统一准备了条件。至清代,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了最高水平。
中国边疆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但有着较明显的自然特征,而且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特点。
首先是地域的广阔性。中国有着辽阔的领土,其边疆地区地域亦十分广袤,因此在社会人文环境与自然地理条件方面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的边疆是在分散发展演进后统一为一体的。这里所讲的分散与统一均有两重含义,分散的含义既包括整个边疆可以划分为若干地区,也包括一个大的地区又往往可分为若干相对自成体系的局部;统一的含义既包括各大边疆区域逐步统一于中国的进程,也包括各个边疆区域内部趋于一体化的进程。
其次是民族的多样性。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不仅因为边疆地区是各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而且因为各民族在自立发展基础上的融合是构成中国边疆的基石。在这里,我们应该确立一个衡量民族发展的标准——任何形式的融合都是民族发展历史上的进步。当然也要注意到,民族的多样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性。
第三是历史的悠久性。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中国边疆发展史不但是人类文明史中最悠久的,而且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史一般均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石器时代,各个边疆地区社会发展速度或快或慢,但都或早或迟地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连续性发展的轨道。
第四是问题的复杂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多重矛盾发展叠加的结果。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性的矛盾在边疆地区也会发生,这是矛盾运动的普遍性的一面。与此同时,中国边疆社会矛盾运动还有其特殊性,它们往往更集中地发生于一地,这就增加了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也给辨析其发展脉络和寻求解决方法增加了难度。
总的来说,在近代资本主义殖民者入侵以前,中国边疆形势发展的趋势是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即使是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也从未中断过这一进程。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者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边疆危机,这是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社会危机,它使得中国独立发展的历史面临着中断的危险。但是,强烈的挑战也逐步唤醒了中国各族人民,经过百余年艰难曲折的探索与奋斗,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再次崛起,中国边疆也在继承数千年历史遗产的基础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朝哪代都有自己的边疆问题,因此历代统治者都会制定并实施治理边疆的政策,以实行有效的管辖。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陆疆政策与海疆政策、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政权的治边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边防政策、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边疆行政建置、边疆经济开发以及传统的治边思想等等。
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既具有继承性,又各有特色,这里以清朝为例试作概述。这是因为清朝的边疆政策既有继承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边疆政策的一面,又有根据时代需要和自身民族特点创新发展的一面,自成体系。
清朝统治者治边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一、对汉族封建统治者传统的“华夷”观进行创新和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统一的王朝往往在政治上反对言华夷之别,由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就更加反对。而清朝统治者的创新之处首先是要求各民族承认清王朝为正统,其次是在调整满汉关系的同时,十分重视联合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上层(尤其是蒙古上层贵族),把边疆政策的制订、推行和不断完善作为基本国策的一部分。这虽然是为了达到以人数明显处于劣势的满族贵族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族人民的目的,但是在实践上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推进大一统有积极意义。二、从“中外一体”(指内地与边疆为一整体)的认识出发,主张以积极态度治理边疆各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卫”的作用。三、坚持“恩威并施”与“因俗而治”相结合的治理原则。前者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惯用的统治方针,清朝统治者亦奉行不替;后者在唐朝推行的羁縻政策中虽已初见端倪,但清朝突出强调“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使“因俗而治”方针在清代,特别在清代前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过,清朝统治者“因俗而治”的方针并不是对传统的简单继承,而是根据统一国家的总体安全目标出发有所改变和发展。
清政府边疆管理的各项制度与措施是清代统治者治边思想的具体化,涉及行政、军事、民族、宗教等诸多方面,完备而周密。其内容要点可归纳如次:一、改进和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与六部平行,主管边疆民族事务,在清代前期,理藩院还兼管中外交涉事宜。为使管理规范化,制订并不断修订补充《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法规,通令实施。在地方,在加强中央集权、保证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采用适合当地民族的行政体制,不强求划一。如东北三省为将军制下的州县、八旗并存制;内外蒙古为盟旗制;新疆为将军辖下的伯克、州县、札萨克制;西藏为以达赖和驻藏大臣协同管理噶厦政府制;西南地区改土归流酌情保留土司制;台湾为隶属福建的府州县制,等等。二、制定笼络安抚少数民族上层的各项政策,如封爵、给俸、年班朝觐、联姻等。首重蒙古是清朝的基本国策,它取得了有利于清朝统治的效果。三、从治国需要出发制定对待各种宗教的方针政策。对有益自身统治的宗教加以大力扶植;对没有威胁到政权稳定的宗教采取不干涉的相对宽容的政策;对不利于巩固统治或保持疆土的宗教或教派则予以严厉打击。坚持宗教不能干预皇权,限制宗教的世俗权力;坚持以法治教,众建以分其势的原则,等等。
清代边疆政策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其一,历史的继承性。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既有明确的目标和措施,又有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行政机制。清代的边疆政策在继承中又有创新,我们既可以从历史上的羁縻政策、和亲政策中找到清代军府制、盟旗制、满蒙联姻等政策措施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又可以发现康熙大帝一改历代固守长城、消极北防政策的雄才大略。
其二,内涵的多样性。经过康乾盛世,清代前期的有效管辖范围除18行省(兼有台湾)外,还包括有奉天、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六盟、喀尔喀蒙古各部、唐努乌梁海、新疆和西藏,是一个幅员广阔、疆界明确的统一多民族帝国。清代的边疆地区包括了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省区;至于沿海诸省,以及台湾、海南(包括南沙群岛)则无论古今都是中国边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地区无论在历史发展、社会经济、民族民俗等方面均各具特色,这就决定了清代边疆政策内涵的多样性。清代前期海疆政策中对沿海地区的治理和对台湾、海南的治理各不相同,陆疆政策中东北的军府制与新疆的军府制内容并不相同,而在西藏和西南地区,则又根据当地政治、经济、民族的特点,分别实施驻藏大臣制和通过改土归流来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南诸省的统治。
其三,影响的现实性。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前期的赫赫国威和清后期的屈辱挨打,对于清代疆域的形成与变化均有直接影响。今天中国疆域的格局基本上因袭了清代的状况,而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所丧失的土地,也为今天的边界纠纷留下祸根。因此,要解决当代的边界纠纷,就必须弄清清代前期疆域的形成和近代以来疆域的变化以及清政府边疆政策失误之所在,这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定都具有实际的借鉴作用。
在对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认识上,有两个问题需要予以特别的重视。
一是“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大一统”在秦汉时期变成了现实,也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之一。它是一种无形的强大的向心力,几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国家统一为乐,以河山分裂为忧,是中华民族永恒的政治价值取向。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及王朝统一的规模对中国的疆域有很大影响。鸦片战争以前,古代中国曾四次出现大一统局面。其中有两次是由汉族统治者完成的,而另外两次则是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后完成的。汉唐两代致力于完成统一大业,把千余年来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孕育着的统一要求变成现实。但是与元代相比,汉唐统一的规模要小得多,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虽然只统治了近百年,但是其疆域空前广大,它的大一统局面得到了中华各民族的承认和肯定,给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带来十分巨大而深远影响。满族封建主建立的清王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定作出的历史贡献是独特的,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疆域版图及其有效控制程序均没有达到清朝的规模。因此,可以说历史上空前的“大一统”版图的奠定是十八世纪中国的突出特征。自秦汉以来中国即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面貌面对世界,悠悠二千载,其间,汉、唐、元诸代均是举世闻名的强大帝国,清王朝对全国的统一和对边疆的经营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继续和发展。由此可见,“大一统”思想在推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是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经历了由内边防务为主到外边防务为主的转变。古代中国有漫长的统一时期,也曾多次出现分裂。统一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中央政权对控制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防范和治理措施。分裂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在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对峙地区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防范措施。古代中国范围内的大小政权的边,可称之“内边”,所以古代中国传统的边务主要针对边疆内部的问题。明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明王朝的倭患持续了近200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崛起,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也滚滚东来。17世纪以来荷兰侵占台湾,俄罗斯侵入黑龙江流域,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更是用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我国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一些边疆省区和沿海地区的外患威胁日益突出,出现了边疆全面危机的严重局面。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可称之为“外边”。明代以后,在内边防务依然存在的同时,现代意义上的边防即外边防务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应该指出的是,面对变化的形势,清朝统治者仍然沉迷于以“内边”为主的传统边疆政策中不思进取,致使清前期边疆政策的辉煌很快成为明日黄花。清后期边疆政策的全面破产,成为导致它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直接与国家的存亡兴衰休戚相关!